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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>　　（一）　　娘病了，娘得的是肝癌。娘在痛，娘的眼窝陷下去了好几圈。　　从前，没病的娘像头牛，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从前的娘更爱笑，嘴角一动，脸上便开满了菊花。病了的娘笑像哭似的。　　医生说，娘就这几个月的人了。我爹死得早，是娘把我拉扯大，娘得了病，我的心被碾碎了。　　我瞒住了娘，也瞒住了姐。姐这人感情特丰富，说哭就哭，而且哭起来就没个完。姐知道了脸上肯定留不住。我哄娘，也哄姐，说娘得的是血管瘤，没大碍，做了手术就会好的。　　我没有瞒小莉。见到小莉我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了亲人，在她怀里放声痛哭。小莉楞了一会，然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，想起了娘的好事，比如娘帮她洗衣服，娘帮她热饭，娘帮她买菜……一想到娘的好事，小莉就动了情，脸上立刻挂满了泪珠儿。可哭归哭，小莉的脑子并没哭昏，她提醒我：“娘这次恐怕是熬不过去了，你要和舅舅多商量，免得娘走了，有闲话。”　　在舅舅家里，我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脸色凝重，手里捏着一把报告单，那气氛搞得像法庭宣判似的，很压抑。当着姨妈和姐的面，我把娘的病情说了出来。姐听后，立即放声嚎哭。姐一哭，姨妈也跟着哭，姨妈哭，舅舅也跟着哭。周围的的气氛被哭声笼罩成一片悲伤。好在小莉懂事，自己哭归自己哭，还知道扶着姐姐，还知道帮着姨妈擦眼泪。我没有哭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哭会乱了分寸。我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让娘到肿瘤医院做化疗吧，人虽痛苦，但效果明显。”舅舅不同意了，舅舅说化疗会掉头发的，你娘是聪明人，知道了会死得更快，而且死的时候还光着头，太惨了，不忍心。姨妈抽泣着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带你娘、带你娘去上海吧，看看、看看能不能换肝……”耳边的哭声搅得我没了主张。这时舅舅发话了，舅舅哔竟是舅舅，他是娘家人的权威。舅舅的话一锤定音。“小进啊，就让你娘去第一人民医院吧，肿瘤医院不去了，有什么事由我担着，舅不怪你们的。”一番话，我翻腾的心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　　那一阵，社会上正在闹非典，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。听人说，非典病人只要打个喷嚏，对面的人就会立马倒下，越传越邪乎。我是不信的，可不信归不信，咱去的可是医院啊，娘的心里有顾忌，我的心里也担忧。小莉到药店买来了双层口罩，说戴上它就不会传上非典了。娘戴上口罩笑了，而我只觉得喘口气都很难。　　于是，我带着娘去了医院，是戴着双层口罩去医院的。　　娘躺在病床上，半睁着眼，那神态比在家里安祥多了。　　我找到主治医生，询问何时做介入手术，医生慢悠悠地吐出二个字：“快——了。”都说现在的医生比猴精，看来光说白话真的是不行。我把做医生的堂兄找来了，请他和医生说说，娘的病是等不得的。我交给他一只红包，里面是五张领袖们的头像，我悄悄对他说：“请你转交给那个医生，手术做好了，我请他们吃饭。”堂兄揣着红包去了。一会的功夫，医生来通知我，让我在手术书上签字，说明天下午就做介入手术，让我和娘有个心理准备。我安慰娘说：“明天的手术就像割阑尾似的，割阑尾就像在田里割麦子似的，没危险的。”娘听后也安慰我：“娘不怕，娘也见过世面，娘还等着回家打麻将呢！”听娘这话，我如释重负。　　晚上，我给娘打来热水，为她洗脸，洗脚、捶腿……我躺在椅子上陪着娘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　第二天下午，姐来了，姐的脸上也捂了只口罩，只是比我的那只还要大。我和姐推着车把娘送进了手术室。　　我坐在走道边的椅子上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姐也一声不吭。我觉得心里堵得慌，不时站起来朝手术室里张望，那神情有点恍惚，像掉了魂似的。　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娘终于出来了。娘躺在小车上，痛苦的没有力气说话了，只是嘴角动了动，娘的一半脸像在笑，一半脸像在哭。　我把娘抱到床上，娘像个听话的孩子一动也不动。不一会，娘渐渐地睡熟了。晚上，堂兄把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请到嘉年华吃饭去了。我和姐陪在娘的左右。夜色渐浓，玉盘样的月，明晃晃地挂在了天上。我坐在娘的旁边，静静地看着娘的脸，那张慈祥的脸已被病魔残酷地扭曲了，那张熟悉的脸让我感到有点陌生。（二）　　娘得病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邻居大伯大嫂们都知道了。　婶娘来了，婶娘带来了一篮水果和300块钱。见到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婶娘伤心了，她用手使劲擦眼睛，左擦一下，右擦一下，擦了一会，眼泪就是没下来。婶娘和娘心里有层隔阂，那隔阂不是墙，而是纸，薄薄的，一捅就破。奶奶在世的时候，我家和婶娘家是住在一起的，婶娘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奶奶吵，说奶奶偏心眼，总向着我家。奶奶回婶娘话时总喜欢把我拉到怀里，一边抚摸着我的头，一边大声说：“他爹在外当兵，家里没个当家人,我不向着他，向着谁？”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听不到婶娘的吵声我是睡不着觉的。娘见到婶娘，吃力地笑了笑，只是那笑很痛苦，像哭似的。　邻居大伯大妈们也来了，病房里立刻活跃了许多。娘在家的时候常和他们一块打麻将。娘识字不多,可打麻将的水平不低，娘记性好，脑子反应快，赢的次数总是大于输的次数。见到他们，娘的眼睛里有了欢乐。大伯大妈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上前安慰娘，说，等病好了咱们还一块打麻将。听到打麻将，娘咧开嘴笑了。我和姐轮流着值夜班，一刻不离娘的左右。见到娘的时候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脸上总是挂着笑。即便上班，我的心也留在了医院里，留在了娘的身边。我曾天真地想，娘当初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孩子啊，靠我们担着，真的吃不消了！　姐夫给娘送来了清炖的甲鱼，娘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。我对娘说：“能吃就多吃点，这样才好得快。”娘说：“我实在没有胃口了，我也盼望自己快点好，可这次不知怎的，老是梦到你爹。”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是不是我爹要带我娘走了。看来娘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，娘的日子真的不多了。　小莉送来了黑鱼汤，说这汤很补人，可娘就是不想喝。娘心里已经想不到喝了，她心里惦记着家，惦记着孩子，也惦记着自己这次能不能闯过去。娘问小莉：“这几天孩子吃什么了？”小莉说：“孩子有我带着，娘你就放心吧！”　　舅舅和姨妈来了，娘见到亲人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没要我拉，一下子就坐直了。姨妈见我脸上又黑又瘦的，心痛地说：“你也要休息啊，不行就找个保姆吧！”　　为了减轻我和姐的压力，娘主动提出来找保姆，让我和姐晚上回家睡。病房里，每天都有做保姆的外地人走动，我找到一位结结实实的中年妇女，请她侍候我娘。她也开出了价钱，每天三十五元，我也爽快地答应了。　　保姆来了，人很勤快，也很老实，没事的时候常陪着娘聊天，到是减轻了我和姐的压力。可娘的病却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，我的心依然沉重。　　听医生说，做完介入手术，三天后就可以回家休养了。已经过去十多天了，娘的精神却一天不如一天，连下床走动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沉不住气了，去找医生。“我娘还能不能回去？”我大声地问。医生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娘的病太重了，不可能回去了。”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，甚至想上去揍那医生一顿，可一想，医生也不是神啊，况且娘的病那么重，真的是回天无术了！娘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一副呆呆的样子。我不敢正面瞧娘的眼睛，那眼里分明是一种责备，一种埋怨，一种求生的本能。我不敢看，真的没有勇气看。　　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。病人起床洗漱，家属忙着买早餐，医院里那个催款的老头也会准时出现。那老头走进病房时脸总是板板的，没有一丝笑容，老头用高高的嗓门喊道：“十六床今天要缴一千五百元。”，“十七床还差二百四十元。”……那嗓音就像黄世仁逼债似的，人人都烦他，可烦也烦不掉，那老头还会每天准时出现的。　　那个腿上切了血管瘤的女教师已经能下床走动了，她常在娘的面前夸我，说我是个大孝子，有出息！可娘的脸上没有笑，只楞楞地盯着女教师的腿，眼里全是羡慕。那天，我扶娘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娘的肚子变大了，鼓鼓的，像座小土丘。医生说，娘的肚子里有了腹水，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。娘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心里隐约知道得的什么病，可娘的嘴上还是不问。娘不问，我的心里越愧疚。医生给娘用上了白蛋白，隔天用一瓶。娘的心里焦躁不安，嘴里开始骂人了，娘骂医生是骗子，只知道要钱，不会看病，是庸医。娘开始怀疑自己的病看不好了。　　姐的脸也瘦了。有一天，姐塞给我一只信封，说里面是1000块钱，由娘看病用的。我没有收。姐又交给小莉，小莉说这钱我不要。姐把钱交给了娘，娘把钱收下了。娘嘱咐我：“就剩下你们姐弟俩了，你姐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钱就留着你姐夫四十岁生日用吧！”我点点头：“娘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　　那一天，娘突然告诉我，说家里有几张存折，要我回家找一下，另外还有一块银元和一只银锁，那是外公临死前留给我和姐的。娘给自己预备后事了。　　回到家，我在娘的房间里翻箱倒柜，把娘说的地方逐个翻了天。娘的记性真好，所有的存折，还有那块银元，那只银锁全都在。　　晚上，小莉给我送饭。她把我悄悄拉到走廊上，小声对我说：“咱家买的新房子已到手了，下午刚拿到钥匙。”小莉神秘地从包里取出一串钥匙，在我眼前晃了晃，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装修。听到这话，我脸色阴沉了下来。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忙这些？”我恶很很地说道。见我不高兴，小莉的眼泪“刷”地流了下来，她委屈地说：“娘的一生真是苦命，日子刚刚好过，却要离开我们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我想赶紧把房装修好，把娘接到新房里住上几天。”一番话，我的心像刀割般难受。　　舅舅来了，他把我拉到楼梯口小声地说：“你娘的病看来没指望了，说句不该说的，你也不要瞎用钱了，免得人财两空啊！”我理解舅舅的话外之音，我更理解所谓人财两空的含义。　　我把舅舅的话如实告诉了小莉。小莉问我怎么办？　　“怎么办？死马就当活马医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！”　　“你真是死脑筋，舅舅都这么说了。就你缺心眼儿。”　　“反正不是你亲娘，你当然不会太伤心的。”　　“是亲娘又怎样，你姐用了多少钱？出了多少力？”　　“你放屁！只认识钱，不认识人了。” 　　夏天来了。路边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经枝繁叶茂。5月已经过去，时间转瞬即逝，如同生命，如同小卓的生命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影集中，我一直保留着我跟小卓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上她还只到我肩膀的高度，头发干枯脸色苍白，站在笑靥如花的我旁边牵着我的手，在校园的冬青树下笑容青涩的笑着，象只无助的小兔子。那一年，我们在同一所小学一起哔业。那一年，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生离死别这个词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小学哔业后，她没有继续她的学业。她家里欠了很多债，她妈妈每天在家里嚎啕大哭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九月，我开始了我的初中学业，她开始在一家餐馆打工。偶尔路过她打工的餐馆，我会在门口逗留一会，看她瘦弱的身子端着盘子跑进跑出。那时我们都在拼命长大，她的脸也开始渐渐红润起来，眼神里也多了一种坚定的力量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休息的时候她会来找我玩。大多数我们会爬到家门后的那座小山上，并排坐在石块上，对着晕黄的落日发呆。晚风轻轻地吹动我们的头发，吹动我们的衣角，吹动我们年少的悸动的心。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电台的DJ，隔着空间，用美好的声音传递一切，而她的梦想是能赚很多钱，一家人不愁吃穿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我初三那年，她从打工的餐馆二楼顺着楼梯摔落下来，手中的盘子砰砰砰碎了一地。她的头撞在墙上，腰磕到台阶上，伤痕累累。后来，她被查出患了慢性肾炎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中，大学，我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中有条不紊的前进，关于她的一切终于成为别人口中的消息开始变得零零碎碎。打工，漂泊，恋爱，养家，一种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