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万历时期。妖书案到底怎么回事。谁是妖书作者。
早先有个官员曾经写过一本《闺范图说》，被皇帝赐给了郑贵妃，郑贵妃让人把这本书刊刻出来。这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在很多年以后却被人拿出来做文章：有人托名为《闺范图说》写了一篇跋，又叫《忧危竑议》，在京中广为流传。而这篇文章的内容，就有点意思了。
《闺范图说》本念派是一本记载各代皇妃故事的书，而这篇文章表示，《闺范图说》第一篇就写的是东汉马皇后从宫女进位为皇后，就是暗喻郑贵妃；而郑贵妃让人刊刻出来，摆明了就是要学马皇后！这篇文章的作者托名为“朱东吉”，东吉指的就是东宫，此时是万历二十六年，太子未定。因此，这篇文章的寓意就很有意思了。
影视剧中的郑贵妃
此文一出，立刻传的满城都是。官府立刻就将其定性为“妖书”，即妖言惑众的文章。万历皇帝大发雷霆，可又苦于根本找不到证据抓人，只好胡乱抓了两个小官扣了个罪名，草草结案。这就是第一次妖书案的过程。
妖书案后，经过反复的博弈，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。而在从申时行开始就因为东宫的问题还皇帝博弈无数次的内阁，也终于换成了沈一贯、朱赓和沈鲤三人坐镇。
万历三十一年，《忧危竑议》又出了续集。在《续忧危竑议》中，作者提出：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是不得已，迟早要换人。之所以要用朱赓做，就是这个意思（赓谐音更，姓朱的要换人了，意思自己体会）。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郑福成，恰好郑贵妃的儿子就是福王，取这个化名的意思昭然若揭：郑贵妃的福王要成事了！
妖书案风云链高裂再起，矛头不仅对准了郑贵妃，更把内阁置于了火力点下。朱赓本是个来凑数的，但他背后的首辅沈一贯却决不可小觑。此人和内阁中的另一位成员沈鲤关系极差，非常想把他挤出去，于是便借此机会大做文章。
突破点很快就找到了沈鲤的门生郭正域的头上，还顺便牵连了名僧紫柏大师和医生沈令誉。几人都遭到严刑拷打，甚至连沈医生的小女儿都被带到东厂去棚闭接受调查。而当太监陈矩问这个小女孩是否见过印刷妖书的排版的时候，小姑娘说：“见过，有满满一屋子呢！”
陈矩笑了，笑的很无奈。这篇妖书总共就三百多字，排版的话最多两块就搞得定，足可见小女孩在撒谎。再加上郭正域是太子的老师，使得太子亲自过问此事，逼得办案人员不得不无罪释放郭正域。随后东厂和锦衣卫立刻组织翻案，大街上跑的全是太监和飞鱼服。北京城顿时满城风雨，人人自危！
明代妖书案是怎么回事
妖书案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桩疑案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妖书第一次出现，题为《忧危竑议》；万历三十一尺散年（1603年）妖书第二次出现，题为《续忧危竑议》。妖书案其实是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由国本之争引起的党争。
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﹐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。第二次妖书案与伪楚王案、劫杠案共称“楚宗之乱”或“楚宗之争”。
妖书案以皦生光受冤而死结案，一方面暂时结束了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，另一方面也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，党争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顽疾。
扩展资料：
明代妖书案：
明神宗万历帝20岁时，妃子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。神宗24岁时，宠妃郑氏生下了朱常洵，神宗迟困旁便加封郑氏为皇贵妃。当时的皇后王氏却没有生儿子。
因此满朝上下、前宫后院都在争论太子之位的归属。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，使得神宗年间的后宫、前朝鸡犬不宁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年间的“国本之争”。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，而《忧危竑议》案则把争论推向顶峰。
郑氏在万历初年进入后宫的。那时的她风华绝代，神宗当即为之倾倒，并封她为贵妃。万历十四年，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，晋封皇贵妃。国本之争便是从朱常洵出生后第二个月开始的。当时，神宗宠爱郑贵妃，而把朱常洛的母亲撇在一边。
贵妃，一谈立太子的事他就转移话题，长子已经5岁，还没有一丝册立的意思。朝臣们便难免犯嘀咕：皇上是不是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，郑贵妃是不是因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就谋划着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？
神宗屡屡以皇长子年幼为名，一再拖延太子册立时间，国本之争也日益明显。神宗为了爱妃和爱子，竟然与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抗。而忠君爱国的百官们宁愿被贬、被削、被打，也决不能容忍皇上以私害公。
万历二十六年五月，《闺范图志》案使国本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吕坤是山西按察使，他编辑了一部《闺范图志》。
郑国泰看到后，觉得可以用来迎合皇上和郑贵妃。于是，郑国泰在原来基础上补上了后妃部分，汉明德皇后居第一位，最后是当今的郑贵妃。新版《闺范图志》的问世，无疑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。
不久一部书名为《忧危竑议》的书传入后宫，将历代嫡庶废立的事都写在里面。书中引用历史故事痛斥废长立幼行为。
很显然，这本书的矛头是指向郑贵妃及其爱子的。《忧危竑议》在京师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后，也把后宫、朝廷搅得鸡犬不宁。神宗十分恼怒，不假思索便下了圣旨：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、礼部右侍郎刘楚先罢职；国子祭酒刘应秋降调。
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，京师又突然出现一本名为《续忧危竑议》的书，全书共三百余言，说的是神宗准备重立太子，动摇国本，书中怒斥郑贵妃。
一夜之间，这本书的内容贴遍了宫门、巷衢，立刻就惊动了后宫。这本书出现后，满朝震惊，神宗龙颜大怒，吩咐厂卫严加搜捕，务必查出造书主谋。这场《忧危竑议》案把众多拥立太码橡子的朝官害得苦不堪言。
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-妖书案
朱赓，字少钦，浙江山阴人 《明史 朱赓传》原文及翻译
原文：
朱赓，字少钦，浙江山阴人。父公节，泰州知州。兄应，刑部主事。赓登隆庆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万历六年，以侍读为日讲官。宫中方兴土木，治苑囿。赓因讲宋史，极言"花石纲"之害，帝为悚然。历礼部左、右侍郎。帝营寿宫于大峪山，命赓往视。中官示帝意欲仿好亏永陵制，赓言："昭陵在望，制过之，非所安。"疏入，久不下。已，竟如其言。累官礼部尚书，遭继母丧去。
二十九年秋，赵志皋卒，沈一贯独当国，请增置阁臣。帝素虑大臣植党，欲用林居及久废者。诏赓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参预机务，遣行人召之。再辞，不允。明年四月诣阙，即捐一岁俸助殿工。其秋极陈矿税之害，帝不能用。既而与一贯及沈鲤共献守成、遣使、权宜三论，大指为矿税发，赓手笔也。赓于已邸门获妖书，而书辞诬赓动摇国本，大惧。立以疏闻，乞避位。帝慰谕有加。一贯倡群小穷治不已，赓在告，再贻书一贯，请速具狱，无株连，事乃得解。
三十三，年大计京官。帝留被察者钱梦皋辈，及南京察疏上，亦欲有所留。赓力陈不可，曰："北察之留，旨从 *** ，人犹咎臣等。今若出自票拟，则二百余年大典，自臣坏之，死不敢奉诏。"言官劾温纯及鲤，中让袜团使传帝意欲去纯。赓言大臣去国必采公论，岂可于劾疏报允。帝下南察疏，而纯竟去。其冬，工部请营三殿。时方浚河、缮城，赓力请俟之异日。帝皆纳之，不果行。
三十四年，一贯、鲤去位，赓独当国，年七十有二矣。朝政日弛，中外解体。赓疏揭月数上，十不能一下。御史宋寿首讽切赓，给事中汪若霖继之。赓缘二人言，力请帝更新庶政，于增阁臣、补大僚、充言路三事语尤切。帝优诏答之而不行。赓乃素服诣文华门恳请，终不得命。赓以老，屡引疾，阁中空无人。帝谕简阁臣，而廷臣虑帝出中坦橘旨如往年赵志皋、张位故事。赓力疾请付廷推，乃用于慎行、李廷机、叶向高，而召王锡爵于家，以为首辅。给事中王元翰、胡忻以廷机之用，赓实主之，疏诋廷机，并侵赓。赓疏辞，帝为切责言者。既而姜士昌及焘被谪，言路谓出赓意，益不平。礼部主事郑振先遂劾赓十二大罪，且言赓与一贯、锡爵为过去、见在、未来三身。帝怒，贬振先三秩。俄以言官论救，再贬二秩。
先，考选科道，吏部拟上七十八人。候命逾年，不下，赓连疏趣之。三十六年秋，命始下。诸人列言路，方欲见风采，而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，及是见黜，适当赓病起入直时。众谓赓修郤，攻讦四起，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。给事中喻安性者，赓里人，为赓上疏言："今日 *** 不由内阁，尽移于司礼。"言者遂交章劾安性，复侵赓。是时赓已寝疾，乞休疏二十余上。言者虑其复起，攻不已，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。遗疏陈时政，语极悲切。赓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进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。及卒，赠太保，谥文懿。御史鼓端吾复疏诋赓，给事中胡忻请停其赠谥，帝不听。
赓醇谨无大过，与沈一贯同乡相比，昵给事中陈治则、姚文蔚等，以故蒙诟病云。
子敬循，官礼部郎中，改稽勋。前此无正郎改吏部者，自敬循始。终右通政。
翻译：
朱赓，字少钦，浙江山阴人。父亲朱公节，任泰州知州。兄长朱应，为刑部主事。朱赓成为隆庆二年(1568)的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职为编修。万历六年(1578)，以侍读身份充当日讲官。宫中正兴土木，修花苑园囿。于是朱赓讲授宋史，极力陈说“花石纲”的祸害，皇帝为此悚然。他历任礼部左、右侍郎。皇帝在大峪山营造死后享用的寝宫，命令朱赓前往视察。太监提示他皇帝想仿效永陵的规格，朱赓上奏称：“昭陵可以了，规格超过了它，不安逸。”奏疏呈入皇宫，他就任礼部尚书，遇上继母的丧事而离职。
万历二十九年(1601)秋天，赵志皋去世，沈一贯单独执政，奏请增设内阁大臣。皇帝一向顾虑大臣培植党羽，想任用隐居山野以及被废置很久的人。诏令朱赓就任原职并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，派遣行人召唤他。他再三推辞，皇帝不答应。第二年四月到朝廷，就捐献了一年的俸禄来资助宫殿的营造。当年秋天他极力陈说矿税的祸害，皇帝不能采用。接着与沈一贯和沈鲤一起向皇帝呈送有关守成遣使权宜三论，深刻揭发矿税对国家社会的危害，都出自朱赓的手笔。朱赓在自己的府邸门前得到妖书，而书中诬蔑朱赓动摇国家的根本，他大为惊惧。马上上奏皇帝，请求回避。皇帝下谕对他大加抚慰。沈一贯借此奸邪小人穷追其事。朱赓在休假，一再致函沈一贯，请他迅速结案不要株连，事情才得化解。
万历三十三年(1605)，全面考察京官。皇帝挽留钱梦皋等被查处的人，等到南京的考核结果呈送到京，皇帝又想作挽留。朱赓极力陈述不能行，他说：“北京被查处者受挽留，旨令由宫中发出，人们还责备我们。现在如果出自内阁票拟，则两百多年的大典，从我手中毁坏，至死不敢奉诏行事。”言官弹劾温纯和沈鲤，宦官传达皇帝想驱除温纯的意思。朱赓称大臣的离去必须采纳公众的评议，怎么可以在弹劾的奏疏中答复。皇帝下发了南京的考核结果，而温纯最终离职。当年冬天，工部请求营造三座殿堂。当时正值疏浚河道、修缮城防，朱赓极力请求将营造的事推至他日。皇帝都采纳了，果然没有施行。
万历三十四年(1606)，沈一贯、沈鲤离去，朱赓单独执政，年纪达七十二岁。朝政一天天松弛，朝廷内外隔膜。朱赓每月数次上奏，下发的奏章还不及十分之一。御史宋焘首先讽刺朱赓，给事中汪若霖继续讥讽。朱赓根据他们两人的奏疏，极力请求皇帝更新庶政，对增加内阁大臣、补充大僚、扩充言路三件事情他的话语最为恳切。皇帝下优诏答复他却不采纳。于是朱赓穿上白色平民衣服到文华门恳求，最终仍得不到诏令。朱赓因为年老，屡次称病，内阁中空无一人。皇帝下谕选择内阁大臣，而朝廷大臣顾虑皇帝像往年赵志皋、张位的事情一般颁出中旨。朱赓赶紧极力请求交付给朝廷大臣推举，于是任用了于慎行、李廷机、叶向高，而到家中征召王锡爵，让他任首辅。给事中王元翰、胡忻以为李廷机受任用，实际上由朱赓的举荐，上奏诋毁李廷机并触及朱赓。朱赓上奏辞官，皇帝为他痛责议论的人。不久姜士昌和宋焘被贬职，舆论称此是出于朱赓的意思，更加不平。礼部主事郑振先便弹劾朱赓的十二大罪状，并且称朱赓与沈一贯、王锡爵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个化身。皇帝恼怒，将郑振先降官 *** 。不久，因为言官救助，才降了两级。
此前，科道考选，吏部打算推举七十八人。等候了一年的诏令，也没下达，朱赓接连上奏催促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秋天，皇帝才下达诏令。诸人排列在言路，刚想展示风采，而给事中汪若霖先曾与朱赓抵触，等到此时又被罢免官职，又适逢朱赓病愈入阁理事的时候。众人称朱赓泄私愤，对他的攻击之声四起，先后有五十多人上奏弹劾他。给事中喻安性是朱赓的同乡，替朱赓上奏称：“现在 *** 不在内阁，而全部转到了司礼。”抨击者便上奏弹劾喻安性，又触犯朱赓。当时朱赓已经病卧在床，上奏二十多次请求退休。抨击者顾虑他再度康复，不断地进行抨击，朱赓在十一月死于任上。遗留的奏章，陈述时政，话语很悲切。朱赓先被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，晋升为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。等到去世后，被赠封为太保，谥号文懿。御史彭端吾又上奏诋毁朱赓，给事中胡忻奏请停止他的赠称与谥号，皇帝不听。
朱赓醇厚、谨慎，没有大的过错，与沈一贯是同乡，亲近给事中陈治则、姚文蔚等人，因此蒙受责骂。
总评：张四维等人当枢轴中，颇遭众议。当时，言路的气势嚣张，恣意抨击。是非紊乱，贤愚混淆，群相彼此视为仇敌，无人顾及国家大计。责骂之志一天天积累，又怎么有公允的定论呢?然而就光明磊落，有大臣的气节而论，则这班人也不能没有惭愧的话。
万历二十八年及其前后几年的内阁大学士有那些人？
万历二十年：
王家屏：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，三月致仕。（首）
赵志：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
张位：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
万历二十一年：
王锡爵：礼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学士。（首）
赵志：四月晋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。
张位：四月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
二十二年：
王锡爵：二月晋少傅兼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，五月致仕。（首）
赵志：二月晋少保正困兼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。
张位：二月晋太子太保。
陈于陛：五月由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。
沈一贯：五月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，十一月入阁。
二十三年：
赵志：（首）
张位：
陈于陛：十月晋太子少保。
沈一贯：十月晋太子少保。
二十四年：
赵志：三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建极殿大学士。（首）
张位：
陈于陛：八月晋太子太保，十二月卒。
沈一贯：
二十五年：
赵志：（首）
张位：五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沈一贯：五月晋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二十六年：
赵志：十月养病。
张位：六月闲住。
沈一贯：
二十七年：
赵志：仍在养病。
沈一贯：
二十八年：
赵志：还在养病。
沈一贯：五月晋少保、吏部尚书。
二十九年：
赵志：九月卒（终于死了）
沈一贯：十一月晋兼太子太傅、建极殿大学士。
沈鲤：九月由礼部尚书召兼东阁大学士入阁。
朱赓：九月由礼部尚书召兼东阁大学士入阁。
三十年：
沈一贯：七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。（首）
沈鲤：
朱赓：七月晋太子太保。
三十一年：
沈一贯：四月晋左柱国、少傅兼中极殿大学士。
沈鲤：
朱赓：
三十二年：
沈一贯：
沈鲤：十月晋少保、文渊阁大学士。
朱赓：十月晋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。
三十三年：
沈一贯：十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。
沈鲤：十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。
朱赓：十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。
三十四年：
沈一贯：七月致仕（终于退休了）
沈鲤：七月致仕（又走一个）
朱赓：
三十五年：
朱赓：者旁三月晋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王锡爵：六月加少保召之，辞不至。（这位前首辅太不给皇帝面子了）
于慎行：礼部尚书。五首清橡月加太子太保、东阁大学士。十一月入阁，寻卒。（当了几天就翘了，没宰相命）
李廷机：五月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。
叶向高：五月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十一月入阁。（又一个权臣出场了）
明朝万历年间的妖书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说到明朝万历年间其实也还是有点点混乱的，而且不仅仅是在民间，在官场依旧是混乱的不要不要的，所以在这个世界段就出现了一则非常有意思的“妖书案”了，有的人又要问了，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下面就着这个问题一起跟随我来揭秘看看吧!
妖书案是晚明历史中的悬案，万历二十六年和三十一年分别发生过一次。第一次妖书案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，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;而第二次妖书案牵连甚广，一度引起了晚明朝局的混乱。
追溯妖书案发生的原因，一般将其归咎于“国土之争”。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的生母原本是一名宫女，因皇帝一时宠幸被封为恭妃，后诞下了皇长子。而被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妃随后也生了一位皇子朱常洵。由于万历皇帝的皇后无子，因此在立储一事上，按照祖训，应立长子朱常洛为肆斗铅太子。但万历皇帝在郑妃的怂恿下，一度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唯恐皇帝破坏祖训，便上疏请册立东宫。万历皇帝一拖再拖，但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。因为当时太子又称之为“国本”，故又被称之为“国本之争”。
第一次妖书案，是由于山西按察使吕坤所著《闺范图说》被郑妃重新编修而引起的。吕坤上《天下安危疏》(即《忧危疏》)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上疏弹劾吕坤，说他先写了一本《闺范图说》，然后又上《安危疏》，是有祸心，是迎合郑妃想要易储。此书被认为是妖书。
第二次妖书案是由于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奏请册太子，万历皇帝最终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。万历三十一年，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《续忧危竑议》的揭帖，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，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。此书在京中掀起轩然 *** 。万历皇帝要求朝中严查妖书的作者。由于事发突然，毫无线索可依，一时牵连甚众。沈一贯、沈鲤、郭正域等人成为当时的焦点。
看似两次妖书案都与“国土之争”息息相关，但这两次影响晚明政局的事件仅仅是由于立太子一事吗?不尽其然。第二次妖书案更能体现出此案背后牵销拿连的党争势力。
第二次妖书案，从《刑部奏议》的审讯记录来看，该案可分为皦生光案、周嘉庆案、胡化案、达观案、沈令誉案和毛尚文案。这几个人看似毫无联系，实则基本都牵连到了当时朝中的党争势力。毛尚文是郭正域的同乡。沈令誉是医生，因为给郭正域家人治病，从而参与了郭正域进行的政治活动，并在这些活动中充当了郭正域与外界联系的信使。胡化是湖北荆门的一个小官，妖书案发生时，他正在京师寻找机会上告州官阮上卿等人，因形迹可疑被捕。他与郭正域为同乡同年。达观，万历年间到达京师，结交名僧。二十七年，为营救南康太守吴宝秀进京，在京的行为被许多执政者所不容。被逮捕是因为与沈令誉有关。因为达观交游于京师时，沈令誉是其随从之一。周嘉庆是锦衣卫督，是唯一一位被卷入并受到严刑拷训的任官，他的被卷入，直接源于同官之间的争权，进而成为当时不同政派之间的直接牺牲品。唯一与党争势力关系不大的是皦生光，他作为一个“斥员”，靠诈骗营生，将其称之为无赖丝毫不为过。
统观这六人，除了皦生光，他在党争中起的作用十分有限，是妖书案的间接牺牲品。其余人与郭正域或多或少都有关系，他们被卷入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政治关系链。由此可见，妖书案影响甚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争。第二次妖书案发生的时候，是以沈一贯为首的首辅集团与沈鲤为首的次辅集团斗争的时候，沈一贯为了排挤沈鲤、郭正域等人，便指使党羽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网罗进案中，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。
两次妖书案虽然都与“国土之争”有关，但究其实质而言，仍是晚明党争的另一种形式。
参考文献：
1.杨向艳：《续妖书案之达观狱与万历政局》
2.杨向艳：《续妖书案之胡化狱与万历党争》
3.杨向艳裂好：《续妖书案之沈令誉、毛尚文狱与万历党争》
4.杨向艳：《议狱缓死——万历朝续妖书案之皦生光案始末》
5.杨向艳：《开罗织之端——万历朝续妖书案之周嘉庆案探析》
明朝的读书人到底有多大势力?
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，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。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，经宋代之立而听命，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，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。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，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。在此过程中，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。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，只要能给他官做，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，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。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，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 *** 和向宦官疯狂地谄媚。
在清帝国各级 *** ，汉人官员（士大夫）权力一般要低于满人官员，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，这样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。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，还没有任何自由，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。朱元璋得天下后，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，一直受社会尊敬的“隐士”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。如果你想辞官不干（士大夫很少干这事），李仕鲁则是典范，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，叫武士摔死阶下。
明 陈继儒《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》：“ 里中士大夫往来祠下者皆伏轼下舆，礼公（袁可立）一瓣香而退。”洪武十三年，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，于是废去丞相一职，子孙不得复立。秦、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，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，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，明朝皇帝大权独揽，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，施行军权、行 *** 、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，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，国体失衡很快衰败。由于国家事务繁多，皇帝无法处理，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，仿宋殿阁制设内阁。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。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，相当于今日幕僚长的职务（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，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，“虽无宰相之名，但有宰相之实”）。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。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，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，称“传旨当笔”，竖穗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，只有黑市地位，而没有法定地位。
宣宗时期，由于杨溥、杨士奇、杨荣等三杨入阁，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，称为“票拟”制度，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“批朱”。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，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，全赖司礼监（宦官）。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。为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，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，明成祖又设立东厂，明宪宗再设西厂（后来取消），合称“厂卫”，由宦官统领，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。
内阁最初只是皇帝的搜纤蚂 *** 机构，到后来成为明朝实际上最高决策机构，首辅地位可比宰相，有票拟之权。朱元璋在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后，亲理政务，一度深感疲惫，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。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。洪武十七年后被废。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，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“某某大学士”，官阶只有正五品。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。
哲学思想上，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“心学”并发扬光大，他的思想强调“致良知”及“知行合一”，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，将“人”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。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，提出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，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。而李贽则更肯定“人欲”的价值，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，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。而随着西学的传入，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。明末之际，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，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，如王船山、黄梨洲、顾亭林等。
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，冲击官学的地位。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，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，就常讽刺时政，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，进而造成东林党争。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“讲会”，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。世埋
文学方面，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出于明朝。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“三言”（即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）每部四十篇，共一百二十篇，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，最著名的如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、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、《转运汉巧遇洞庭红》等；与“三言”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“二拍”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《型世言》（陆人龙编著）。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，著名文人有刘基、宋濂、高启、方孝孺、唐寅、归有光、徐渭、王世贞、袁宏道、钱谦益、张岱、吴伟业等人。散曲家则有王磐、冯维敏、薛论道、陈译、康海等人。
明朝初期实行“科举必由学校”的政策，明太祖多次强调：“古昔帝王育人材，正风俗，莫不先于学校。”并将学校列为“郡邑六事之首”，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，而不重视书院，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。也因此，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。而各府、州、县 *** 也皆立学校。府、州、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，俗称秀才或相公。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，大致府学四十人，州学卅人，县学廿人。明代中后期，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，“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”，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。明代书院的创办，以嘉靖年间为最多，据统计，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。书院的经费来源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、和私人捐赠。由于政治上的牵连，书院屡遭劫难，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，但官方越是禁止，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。
明代早期，社会风气比较节俭。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 *** 控制力的下降，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，不论士大夫或百姓，在饮食、居住、穿着、 *** 各方面都更为讲究，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。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。
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。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。私家藏书尤为发达。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。其创建者是范钦。在范钦去世时，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。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，水火不入。也严禁外借。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、绛云楼等。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，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，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，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，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另一种 *** 。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，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。
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。在东林党之外，还有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昆党、宣党等，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。
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、明末三案、京察之争，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。万历三十二年，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，他与高攀龙、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，“讲习之余，往往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”，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，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，被称为“东林党”，《明史·孙丕扬传》说：“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、王元翰，连及里居顾宪成，谓之‘东林党’。”；他们主张开放言路、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，得到广泛支持，同时遭到朝臣、宦官的激烈反对。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，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，被称作“浙党”，以官应震、吴亮嗣为主的楚党，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，合称“齐楚浙党”，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。宣党、昆党、楚党、齐党、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，“东林党争”绵延数十年，几无宁日。
《王学质疑》提要说：“夫明之亡，亡于门户；门户始于朋党；朋党始于讲学。”夏允彝《幸存录》在“门户大略”说：“自万历以前，未有党名，及四明（沈一贯）为相，以才自许，不为人下，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、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之流，蹇谔自负，每相持。附四明者，言路亦有人。而宪成讲学于东林，名流咸乐于趋之，此东林、浙党所白始也。”
《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》亦载：“党祸始于万历间，浙人沈一贯为相，擅权自恣，多置私人于要路；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、高攀龙、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之属，气节自许，每与 *** 相持。而高、顾讲学于东林，名流咸乐附之，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。”
1593年4月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）由吏部尚书孙鑨、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，臣僚乘机徇私毁誉，结援同党，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，吏部文选郎吕胤昌、给事中王三余，均被斥黜，引起轩然 *** 。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、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、主事袁黄。
1605年（万历三十三年）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，距癸巳已十二年，期间爆发了“伪楚王案”，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，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、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、于永清，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，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，叶向高曾说“廊庙空虚一也；上下否隔二也；士大夫好胜喜争，三也；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；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，五也”。
1611年（万历三十九年）辛亥京察，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，徐绍吉、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，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。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，互相攻击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：“东林所至，倾动一时，能使南北交攻，角胜党附”。日后阁部大臣，长久缺员，万历帝亦置之不理，《资治通鉴三编发明》说：“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，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，相继论劾，借端攻击，报复相寻，朝事已不可问”。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，力陈：“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，曹署皆空，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”，“陛下万事不理，以为天下长如此，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”。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、郭正域、顾宪成、赵南星、高攀龙等，神宗一概不理。
1617年（万历四十五年）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，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，齐（亓诗教、周永春）、楚（官应震、吴亮嗣）、浙（姚允文、刘廷元）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。至此朋党之争，愈演愈烈。
1620年（泰昌元年）的移宫案中，杨涟、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，赵南星、高攀龙、顾大章、夏嘉遇、周宗建等重新启用。1623年（天启三年）东林党人主京察，又逐齐楚浙党，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。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：“其始天子静摄，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，所谓鼠斗穴中，将勇者胜耳。故其时其血玄黄，时胜时败”
1632年（天启三年）京察，赵南星掌吏部，力斥浙党、齐党、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、赵兴邦、官应震、吴亮嗣等“先朝结党乱政”，议当罢黜
明熹宗时，政治极度腐败，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，自称“九千九百岁”；实行血腥镇压，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，爪牙遍及各地，随意杀人，施行刑罚。他又拆毁全国书院，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，朝野忠良尽去，还殃及边防将帅，如熊廷弼、袁崇焕等。明思宗继位后，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，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，但明思宗又说：“朕御极之初，撤还内镇，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，比者多营私图，罔恤民艰，廉谨者又迂疏无通。”在处斩袁崇焕后，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，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，阉党势力复起。
东林诸人，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，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，争意气而不争是非，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，明万历朱翊钧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，最终虽屈服于众意，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，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说：“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，庙堂亦有畏忌。”“东林中亦多败类，及攻东林者，亦间有清操之人。”“方东林势盛，罗天下清流，士有落然自异者，诟谇随之矣。”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，就被视为小人，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，但一时走投无路，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。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、顾宪成是好友。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，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，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，逢人便说“见泉无子”，魏广微深恨不已，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。高阳批评赵南星“正气可敬，却微嫌刚愎，行事直道而行，不说后果，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”。
美国学者贺凯在《明末的东林运动》一文说：“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，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，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，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。”
东林党与阉党之争，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；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，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，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，最后干脆倒向阉党。当时史可法与东林党人力主拥立潞王，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“七不可立”，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。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。《桃花扇》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、沈昆铜、沈眉生等人，结果反被责打一顿，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，立刻展开报复行动。
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，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、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博之间的斗争，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、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。吴党有堵胤锡、陈邦傅、王化澄、朱天麟。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。何腾蛟、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。吴、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、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，最后亡于清军之手。
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，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，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，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。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，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，顺治二年七月，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，给事中许作梅、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。多尔衮最初未表态，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，公开申斥龚鼎孳，并将李森先革职。孙之獬也被革职，永不叙用。
康熙时，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，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、明珠党、索额图党、皇子党等。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，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，却也不加以整顿，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“蛮子”，甚至骂道：“蛮子那有一个好人！”
